民国人物研究要走出思维定势

  日前,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民国人物的再研究与再评价”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全国的与会学者近百人围绕民国人物研究的思维、民国人物专题研究和史料运用经验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认为,全面推进民国人物研究,要在发掘整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多年来一直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思维定势,采用新的视角,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作风。

  1.超越阶级划分的思维定势。要深入而具体地揭示单个人的活动如何受到各种力量的支配,特别是国内外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客观形势的支配。2.超越革命史观的思维定势。按照革命含义“因为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人都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本身产生了种种幻想”的诠释,对往昔革命史观的思维定势极有必要加以全面的检讨。3.超越观念决定论的思维定势。要在一种更为开阔的大历史中,在独立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这一世界上最具完整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宏大文明体系中,在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的世界联系中,对各个历史人物作全方位的考察。4.超越政治挂帅的思维定势。重视影响广泛、思想深刻的实业界、科技界、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人物。5.超越英雄史观、领袖决定论的思维定势。通过研究彼此密切相关的一群人既有共性又各富有个性的活动,避免将历史完全概念化,有效地防止个别化、偶然的现象普遍化、必然化。

  姜教授认为,借助血缘网络、地缘网络、学缘网络、宗教网络、权势网络、利益网络等分析,将阶级分析方法、政治社会分析方法、知识与心理分析方法具体化,更易复原历史的真实,更易揭示历史活动的各种外部坏境和纷繁复杂的内在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指出,东方情报局问题是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产物,是那个时代“革命”的副产品。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谨慎态度与的革命激情和主动精神形成鲜明对照,在客观上导致亚洲革命的领导权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让成为了亚洲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变化使中苏共同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中国实际上保持和控制着亚洲各国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剖析了蒋介石对日政策与绥远抗战的转变。安内与攘外并进,蒋介石一面处理两广事变,一面指示阎锡山进击日本傀儡军。两广事变解决,安内有成,蒋介石重点对日,准备抗战,并主动出击,决定收复百灵庙,为扩大战果,进一步收复商都等地,蒋对日政策转趋强硬。

  南京大学历史系陈谦平分析了从南京事件到济南惨案的始末和蒋介石亲英美外交政策的确定。将南京事件的责任推给中共承担,撇清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为蒋介石缓和同列强的关系清除了障碍。南京事件最终使英国确认南京政府的合法地位。济南惨案发生后,中日处于战争边缘,依靠英美制约日本遂成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重点。

  复旦大学历史系朱荫贵阐述了穆藕初对近代棉纺织业的贡献。穆藕初以“科学管理”引领实业风气,重视引进西方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并亲身实践和推广。创办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和《交易所周刊》,改变中国棉纺织业信息不灵、组织不健全、视野狭窄、面对强大的外商势力缺乏竞争力的状况,抵制日本在华设立交易所,抵制日本直接控制掌握中国棉花棉纱市场的野心。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阐述了尹仲容的经济思想与实践。尹仲容怀抱中国传统福国利民、国富民强的思想,有实务经验,具备现代化企业经营的观念,不但转移了台湾农工部门间的资源,也改变了公、民营企业的比重与当时贸易的结构,引导了政府与民间对经济活动的观点与行为,更扭转了台湾地区整个经济制度,顺利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就胡佛档案馆藏宋子文档案整理与研究发表了观点。胡佛档案馆开放的宋子文档案共有69盒,包括往来函电,演讲稿和文稿,备忘录,报告和照片,内容涉及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中国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中国的战时外交,特别是中美关系。对其整理工作包括:按照各盒、文件夹和文件的顺序,对业已开放的宋档逐步进行整理登记;修订所有文件夹的名称,编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全目》;选出重要文件,对其成文时间、涉及人名、地点和主要史实等进行考订,进而编辑重要文件摘要,编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人名、地点、主题索引》。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介绍了编辑《近代中国人物研究》和《近代中国人名辞典》的经验。《近代中国人物研究》的编篡试图把人物研究和地域研究的视角结合在一起。设定历史、构造、比较和关系四个领域,通过阐明这四个领域的问题是如何呈现在各个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中,来理解近代中国,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拥有的独特结构特征。《近代中国人名辞典》精选收录约1100个参加近代中国主要事件、运动和会议的人物,加入执笔者对人物的历史评价,重视各个人物接受教育的环境,尤其是与传统思想的接触和发生的纠葛,并注重对人物的社会活动描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指出,实行“戡乱动员”是面对其统治重大危机时的应变之举,表明的统治正在无可挽回地急速衰颓。以严刑峻法为代表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民政府后方的社会稳定,反而聚集了社会各阶层对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统治之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统治在大陆之败亡。

  复旦大学历史系戴鞍钢提出,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乃至杭州和浙江辛亥革命的酝酿成功以及民国浙江名人的成长,都得助于新式教育的开展。他运用丰富的史料研究表明,在清末杭州及浙江各地相继设立的众多新式学堂中,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得以传播。学堂允许学生阅读中外报刊,民主思想渐入学生的心头。反观当时中国专制统治的黑暗现状,很多学生逐渐倾向了接受革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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