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暗号联络、水中漂流1941香港大营救堪称“虎口脱险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后攻陷香港。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随之身陷险境。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及东江抗日游击队等各方精心组织,开展了一场千里大营救。著名导演许鞍华拍摄的《明月几时有》和今年上映的《香港大营救》,均改编自此事件。

  本来,他们都在内地的重庆、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初,掀起高潮,发动皖南事变。文化界名人纷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或发文、或集会,抨击的方针。此举惹恼了蒋介石,内地实在呆不下去了,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帮助下,这批文化界名人撤到了香港。

  彼时之香港,尚无战火之忧。虽也在此布置了不少特务密探,但毕竟不是在内地,对港英政府颇多顾忌,因而这些爱国文人得以比较自由地著文办报,继续宣传抗日主张,如范长江创办《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等创办《大众生活》等。

  日军进攻香港前夕,对形势已有所预判的周恩来发电报给负责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的潘汉年、等人,要求他们迅速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民主人士和爱国文人离港。

  接周恩来电报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与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取得联系,让其做好武装护送的准备;二是召集在港的部分文化和新闻界人士开会,分析形势。他们一致判断,英军长期坚守的可能性不大,日军将很快占领香港,撤退工作必须抓紧做起来,撤退开始前,大家必须想办法保证自身安全。

  一同开会的还有中共南方局领导张文彬、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以及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会后确定,刘少文负责港内的联络和营救,尹林平负责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和连贯负责先探路,布置撤退沿途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

  12月18日,在香港大酒店内分批会见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告知大家撤退方案和路径,明确撤退时各小组负责人、联系地点,并分发了部分撤退经费。到25日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时,大部分文化人士、民主人士已经在香港隐蔽起来。

  电影人司徒慧敏把香港中央电影院的地下室作为临时避难所,廖沫沙和胡仲持搬到中环坚尼地道的一座集体宿舍内,蔡楚生和妻子陈曼云躲进了跑马地黄泥涌的防空洞,夏衍、邹韬奋等人分散居住在铜锣湾的贫民区内,茅盾则隐蔽在一家业已停业的歌舞厅内。

  撤退所需经费,主要是党中央汇过来的,也有一部分是等人利用部分港商经营企业所赚得。当时最出名的一家叫做“源吉行”的商行,在游击队的帮助下,从香港采购汽车轮胎、零部件、汽油等战时紧俏物资,生意越做越大,引来不少商家。甚至当地部队和政府官员都与他们做起生意。利用这层关系,“源吉行”套取了不少军队动态,并以经商为借口搞到了数百张“通行证”,为后来文化民主人士的撤退提供了“护身符”。

  另一方面,曾生的东江游击队已经建成了东、西两条从宝安根据地到九龙的交通线,东线从九龙到西贡,经大鹏湾至沙鱼涌;西线从九龙青山道经九华径到荃湾,经大帽山进入元朗十八乡。后来的陆路撤退时走的基本就是这两条线路。此外,为保撤退路线安全,曾生先调动部队摆出架势,随后派人面见大帽山上的两股土匪,采取“先礼后兵”的姿态,要他们让出地盘。两股土匪权衡利弊后,撤出大帽山。至此,撤退线路上的最后一个隐患被排除。

  早在战事爆发之前,香港的日伪特工就已经把内地在港的那些文化民主人士的行踪基本摸清。日军占领香港后,初步想法是争取这些文化精英为其“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如不从则逮捕。为此,日军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在全市挨户搜查,同时在路口设卡,还在街头张贴布告,限令“抗日分子”限期前往日军处报到,甚至编造谎言,在电影院打出幻灯,邀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田汉、郭沫若五人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谈话。不过,日军情报并不够准确,郭沫若、田汉当时并不在香港。

  从我方讲,一方面,由于日军封锁,、连贯等人困在港内,营救的第一步探路计划就受阻,后面就更谈不上实施;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文化名人到港时间不长,大部分不会讲粤语,在香港社会关系比较单一,很容易暴露身份,在香港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转机很快到来,当时在香港有大量自内地涌入的难民。日军占领香港后,将所有米铺、粮店征用,对粮食实行军管。一时粮食紧张起来,甚至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为缓解这一问题,日军决定遣散大批难民回内地。由于是遣散,关口检查不严。、连贯、乔冠华三人趁机化妆成“香客”混出封锁线,在刘黑仔的短枪队护送下,抵达惠阳游击区。

  和尹林平等人分析转移路线,认为在日军控制了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的情况下,只能将被救人员分批乘船从惠州走水路,沿东江到老隆,再往东至兴宁、梅州、大埔,然后再转向福建、皖南、苏北等地。廖随即沿确定的路线走了一遍,每到一处,都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沿途联络站由此建立。随后,撤退工作正式展开。

  刘少文是中共南方局驻香港情报工作负责人。他以情报专家特有的细致和缜密,将营救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在内,包括寻找安全地带作临时集中地,收集渔民、难民的旧衣服用于化妆,重金租船以便偷渡等,甚至连巡逻日军几点换岗都摸得一清二楚,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

  不过,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不好找。由于日军搜查严密,这些文化人士不得不频繁搬家。如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也四易其居。加上之前单人单线联系,由于情况复杂,很多都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通过努力把人都找齐,实在是很不容易。据时任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回忆,当时主要靠党内熟悉港情的香港本地人的努力。这些骨干发动各自社会关系,利用一些老人、小孩当交通员,其中一个小姑娘叫方兰的,给梁广当交通员,任务完成很出色。影片《明月几时有》中的方姑,就是以她为原型。

  9日,在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邹韬奋、茅盾和胡绳夫妇,穿着当时香港老百姓常穿的“唐装”,扮成难民模样,混在难民中间,由交通员李金荣在前面带路,尽量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于黄昏时分来到铜锣湾避风塘,经由小艇摆驳至一艘大船上。次日凌晨,这些人重又下了大船,按之前编好的次序,分别登上三只竹篷小艇,在三个交通员带领下,趁铜锣湾外巡逻日军换岗机会,飞快冲向海峡。

  天刚蒙蒙亮,小艇抵达九龙的红磡码头。岸边早已有人迎候,将他们带到旺角菜街的下一个联络点,之后经青山道到荃湾、元朗过深圳河进入东江游击区。一路上,尽管有游击队员护送,但并不太平。据邹韬奋回忆,他们离开荃湾,走入一个林木茂盛的深谷时,前面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不久,看到几个土匪被短枪队员绑着扔在路边,直到最后见到曾生派出的一个警卫班时,大家终于确认安全,紧张情绪一下放松下来,有人甚至唱起了《游击队之歌》。

  除了陆路,还有一批人从海上撤离。夏衍等一些在香港工作时间较长,或者在电影、戏剧界工作,平时露脸机会比较多,容易被人认出来的文化人士,通过中共掌握的大中华酒店,安排乘坐走私船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先到澳门,再由澳门地下党和秘密联络站帮助他们经广州湾或江门、台山到桂林。

  何香凝、柳亚子因年纪比较大,不宜长途跋涉,为旅途安全,也走海路。由于当时日军严令一切机动船只出海,故两位老人所乘机帆船将机器拆下沉海,变成帆船。不料由于海上无风,原计划两三天的行程走了六天还在海上漂着。所谓天无绝人之路,眼见淡水、食物都已吃光,却遇上蔡廷锴旧部。何香凝亮明身份后,对方很快送来食物、淡水。最终,经过整整一个礼拜的航行,平安抵达海丰马宫。

  离港后的第一站是梅林岭山下的白石龙村。这里群山环抱,环境比较隐蔽,也是东江游击队的司令部所在。在撤往内地前,此地成为大多数文人的中转站。整个营救期间,周恩来时刻关注营救行动。他特别嘱咐秘书,如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曾生的东江游击队以及香港及广东地下党的电报,不得延误,直接送他,即使睡了也要立即叫醒。周恩来明白,撤离香港只是第一步。

  由于受日军和军的双重挤压,游击区也并不绝对安全。游击队只能不断转移,一个地方只能停留两三天。这些文化民主人士往往也都跟着部队一起行动,找机会再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分批撤往内地。

  茅盾夫妇、叶以群、廖沫沙等是最早离开宝安游击区的。他们在五位游击队员护送下,前往惠州。在惠州稍事休整后,他们又赶往老隆。老隆镇的义孚行和香港汽车材料行都是地下党的统战对象。连贯以香港客商的身份住在这里,负责牵线接待。大多数人在此只住一两晚,即乘坐联系好的车辆转往韶关,或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前往闽西,或再转往苏北等地。

  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顺利。其中,邹韬奋因受到通缉,在游击区就呆了不短的时间。在山上的这段时间,邹韬奋也没闲着,他发挥所长,帮着游击队办报纸,给部队组织的培训班讲课。一直到1942年9月份,才在党组织专人护送下,从韶关乘火车到湖南,经汉口、上海,于10月安全抵达苏北根据地。他也是这次秘密大营救行动中,最后一个安全转移到内地的文化人士。

  除了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这次营救活动还捎带着救了一批高级军官家属和英、美、印度等国际友人,如当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著名影星胡蝶等。值得称道的是,这场遍布11省市、行程上万里、涉及800多人的营救行动,竟无一伤亡,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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