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哲学起步

  在中国学界,排首位的学科一定是史学,而非哲学。有人说,德国人是哲学的民族,中国人是历史的民族。这话颇有道理。这不仅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史学与文学、哲学是融合在一起的,所谓“文史哲不分家”,而且,按照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看法,“六经皆史”。重视经验的中国人,的确向来喜欢历史,喜欢看史书,或听人讲史。那些被人们普遍关注乃至世代相传的历史传记或演义,无论叙述的是“大人物”的叱咤风云,还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都既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又蕴含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在拨动人的心弦的同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益。

  然而,进入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并仍在发生变化,虽然中国人依然保持着对历史的兴趣,但对哲学的关注度大幅提升,在学校或在社会上开办的以学习哲学为主的各种讲习班、读书会,甚至超过历史学科。这背后的原因是,当中国进入极其陌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之中,素来在“天地君亲师”的意义世界中安身立命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知书识礼”的读书人,不仅意识到传统的生活方式难乎为继,而且隐隐地生发出一种“存在论”的焦虑: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还不只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困惑,更有某种失去记忆的感觉。要走出这种焦虑和失忆感,固然要“睁眼看世界”,要尽可能地从全世界吸取各种新知与信息,更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考、筛选和提炼,最后才能消化并重建为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使自己祛蔽解惑。

  这就需要一种坐标、方法和尺度。而过往的经验已不敷使用;历史固然仍然是人们重要的参考系,并且传统总要先行赋予人们以“前见”;但是单凭历史传统已不够了,因为人类“当下”进行的实践活动,甚至尚未经历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再是过去的简单延续,且具有了指导性的标准或目的的意义;每个人直接生活在其中的地域,也与极其广大的外部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生存,都与无数从未谋面的人的生存,建立起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于是,司马迁在当年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学宗旨,成为摆在几乎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所要求于人们的,正是人异于其他一切生物的最重要的属性与能力,这就是“自觉性”与“思想性”,自我、自明、体悟、思维、想象、反思、理解,乃至直觉,都蕴含在其中。而哲学,不仅是人的自觉性与思想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最具自觉性与思想性的学问,而且最有助于促进人的自觉性与思想性的提升。此即哲学之“爱智慧”与“求觉悟”之谓。

  但是,哲学这种学问,何尝不是历史和历史学的升华?从一个角度说“六经皆史”,换一个角度,又何尝不可以说“六经皆哲”?毕竟,人类历史就是人自己的生活活动过程,它本身已非单纯的时间之流,而体现了人既是剧中人物又是剧作者的双重性及共时性;即使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也往往是人类主体自我生成与自我超越的不同形态或阶段的体现。而如同《易经》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王阳明亦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因此之故,一方面,西方“逻辑在先”的哲学演化出历史维度与历史理性;另一方面,从经验的历史学中也发展出以思辨见长的哲学,18世纪意大利维科的《新科学》,近代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都印证了这一点。正因为哲学思想就孕育、生发在广大民众的生活实践中,正因为越是进入现代,人们就越会产生对哲学广泛而迫切的需要,于是,国人把目光一次次地投向哲学。

  在贴着各种标签的哲学书籍扑面而来,让人变得眼花缭乱时,人们迫切需要那种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明确自己的“身份”(Identity)、自己的思想“坐标”(Coordinate)和“视域”(Horizon),以便立足于更加坚实的地基,向着更加光明的方向,重新出发的哲学。此时摆在我面前的邓晓芒的《哲学起步》,正是这样的哲学论著。

  书的扉页上印着法国大画家高更的著名一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哲学起步》正是围绕着这个属于整个人类的永恒问题展开的。

  这本书有三大部分,分别是“人的本质”“自我意识的本质”“自由的本质”,三大部分对应着高更的上述提问,构成了关于“人之所以为人”和“人的未来及其选择”的解答。在第一部分即“人的本质”中,作者不是凭借对似乎不言而喻的“公理”的分析演绎,而恰恰是通过回溯“人类起源”这一历史性问题,尽可能具体地说明人的生成,即“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一命题。作者极为重视原始人对工具的“携带”,目的就在于由这种“中介”性活动,把握人与自然界何以既“区分”开来,又“关联”在一起的机制也是属人的生存方式;并将人所凭借的工具以及工具性行为,纳入广义的“符号”和符号性活动之中。——这表明作者所论述的虽谓哲学的“起步”,这起步却已经体现了具有后现代意蕴的现代哲学的洞见,即哲学所要把握的思想,既非否定人的优越性与责任的相对主义,亦非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自我意识的本质”这一部分,作者紧扣“我们是谁”这一问题,主要不再诉诸对历史的回溯,而是直截了当地从人类自我意识的构成——“超越”与“反思”,来展开对复杂的自我意识的各种结构与形式的论述。显然,人的自我意识的超越与反思,都蕴含着并建筑在人的意识的“自明性”之上,尽管这个自明性是有限的,在它下面是晦暗不明的本能与潜意识的海洋,但正如陆地不断地从这个海洋中上升出来,人类由此也才有了“我们”(我)“向来的属己性”和“自我认同”,以及在经验与社会意义上与“你们”(你)和“他们”(他)的区分与关联,进而形成关于自身的“个体”“群体”与“族类”的三重意识。以此为前提,人们在建构出文化符号世界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演绎出充斥着亲疏爱恨、恩仇荣辱的历史剧,并被自己以真假是非、善恶美丑加以评价。作者关于“自欺”“忏悔”与“真诚”的意识形式的揭示与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精神发展的矛盾与曲折,颇有启发性。然而,即使说这一部分主要诉诸逻辑的分析,我们也仍然能够发现对经验与历史的借助。

  最后一部分即“自由的本质”,作者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关联起来,自然、自在、自发、自主、自为、自觉、自律、自由,以及目的、意志、必然、选择等概念,不仅构成了一个阶梯式的谱系,而且形成开放性循环,大自然本身以及我们自身的可能性及“天择”与“人择”,把我们引向对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命运与使命的思考。

  人们常说,哲学是最能触及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是最有能力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本体与方法的学问。这一说法当然不错,但是,即使哲学昭示着“天理”,它也不是“天书”,哲学总要由具体的人给予思考、创立并推进,而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所给出的哲学的品质是大不一样的。严格说来,哲学没有正确错误之分,却有高下优劣之别。谁真正进入并拥抱了可称为“规范”(normal)的哲学,谁才能够把我们引向爱智慧与求觉悟的正途。宋人严羽在颇负盛名的《沧浪诗话》中提示我们:“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意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此即“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众所周知,本书作者邓晓芒是国内著名的康德、黑格尔研究专家,由这样的专家写类似哲学导论的《哲学起步》,我们自然会相信它的质量,然而,我更为看重的与其说是作者的专家身份,不如说是作者丰富的社会经历与人生体验,即作者身心两方面的历练,正是这种经历与体验,成就了这一在讲稿基础上加工而成,因此行文流畅而思想却耐人寻味、引人入胜的作品。所以我相信作者所说,真正的哲学不是人写出来的,而是人且行且思的产物,是人“活”出来的。(张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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